简介

石鼓书院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、湖南省第二大城市——衡阳石鼓区,海拔69米,面积4000平方米。
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(公元810年),迄今已有1200年历史。书院主要建筑有武侯祠、李忠节公祠、大观楼、七贤祠、合江亭、禹碑亭、敬业堂、棂星门、朱陵洞等。蒸水出环其右,湘水挹其左,耒水横其前,三水汇合,浩浩荡荡直下洞庭。而石鼓正当其中,横截江流,秦然若素。“衡州八景”有“石鼓江山锦绣华”、“朱陵洞内诗千首”、“青草桥头酒百家”三景集聚于此。
石鼓书院立有高约两米石鼓。晋时庚仲初《观石鼓书》云:“鸣石含潜响,雷骇震九天。”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则载:“具有石鼓高六尺,湘水所经,鼓鸣则有兵革之事。”石鼓山峻峭挺拔,风景奇异。
名城衡阳人文荟萃,石鼓文脉绵延千年。石鼓书院是一座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,书院屡经扩建修葺,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、叶钊、邹守益茅坤旷敏本赵大洲、林学易王敬所、蔡汝南、胡东山、李同野、罗近隐、王闿运曾熙等人在此执教,在衡阳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、管嗣裘、邹统鲁、朱炳如伍定相曾朝节陈宗契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、彭述、杨度齐白石等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人。诸葛亮、罗含郦道元、齐映、宇文炫、杜甫、吕温、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、徐霞客等接踵至此,或讲学授徒,或赋诗作记,或题壁刻碑,或寻幽揽胜,其状蔚为壮观。
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,石鼓书院曾鼎盛数年,在中国书院史、教育史、文化史上享有比较高的地位。正所谓“石出蒸湘攻错玉,鼓响衡岳震南天”!但不幸的是,1944年7月,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寇炮火。2006年6月,衡阳市政府重修石鼓书院
石鼓之名一说,石鼓四面凭虚,其形如鼓,因而得名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所载:“山势青圆,正类其鼓,山体纯石无土,故以状得名。” 另一说,是因它三面环水,水浪花击石,其声如鼓。晋时谀仲初《观石鼓诗》云:“鸣石含潜响,雷骇震九天”。从《水经注》来看,秦代以前,石鼓之名就载于史册,但当时并没有书院,山北面有一石洞,名为“朱陵后洞”,《水经注》上说“有石鼓六尺,湘水所经,鼓鸣,则有兵革之事”,意思是说如果在“朱陵后洞”内听到湘江水的鸣叫,就会发生战争;《潇湘听雨录》记载:此洞为“灵洞”、“真仙遗迹”,在此祈祷能求子、除病。
三国时期,建安20年(215年)武侯诸葛亮居住在石鼓山,督零陵、长沙、桂阳三郡军赋。因此,后人在石鼓山的南面建“武侯庙”(据《徐霞客游记》记载),后被迁移至石鼓山上李忠节祠旁,改名为“武侯祠”【祠内有张南轩书《武侯祠记》(楷书体书),此碑在抗日战争时期流失】。
唐贞观时期(公元627-650年)衡州刺史宇文炫辟石鼓东岸西溪间为游览胜地,题“东崖”、“西溪”四字,刻于东西岸壁上;天宝年(742~755)间,著名道士董奉先在“朱陵后洞”栖息,修炼九华丹,杜甫《忆苦行》诗中有“更忆衡阳董炼师”之句;懒残和尚常来洞栖息,又名朱陵仙洞;“诗圣”杜甫大历4年(769)3月中旬和大历5年(770)夏两度到达衡州城,每次都在石鼓山下停泊上岸和离开,曾在此留诗数首。当杜甫第二次离开衡州城,便病故于耒水旁的方田驿(今耒阳市高炉乡龙王庙),时年59岁。德宗贞元3年(787),宰相齐映贬到衡州任刺史,在山之东面建一凉亭,取名为“合江亭”。顺宗永贞元年(805)大文豪韩愈由广东至湖北,途径衡州,齐映请韩愈为此亭写下著名的《合江亭序》“红亭枕湘江,蒸水会其左。瞰临眇空阔,绿净不可唾。……”,后人建“绿净阁”以此为纪念韩愈。地以人传,石鼓名声大振,成为后世文人骚客“朝圣”之地。宪宗元和年间(806-820),有“唐代八大诗人之一”美誉的衡州刺史吕温,任期间又对合江亭进行扩建装修;衡阳秀才(唐朝,秀才为最高荣誉,相当于现在“院士”)李宽在合江亭旁建房,取名为“寻真观”(李宽中秀才书院),在此悉心读书,为石鼓书院之雏型。刺史吕温曾访之,并作《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》日记其事。
代太平兴国2年(978),宋太宗赵匡义为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(朱熹的《石鼓书院记》:“始唐元和年间,州人李宽之所为,至国初时尝赐敕额”。《国朝石鼓志》卷一事迹篇:“案文献通考赐额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,与朱子记国初者合”);宋至道3年(997),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书院内开堂讲学、广招弟子,使石鼓书院成为正式的书院。宋仁宗景祐2年(1035),曾担任集贤殿校理之职的刘沆,在衡州任知府。这时,他将石鼓书院的故事上报给皇帝,宋仁宗阅后,便赐额“石鼓书院”。由于石鼓书院“独享”两度被宋朝皇帝“赐额”的殊荣,而步入石鼓书院的“鼎盛”时期,成为当时与睢阳(又名应天府书院)、岳麓、白鹿洞齐名的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。当时全国许多名流都至此讲学;如文学家苏轼、理学鼻祖周敦颐等……。孝宗淳熙14年(1187)理学大师朱熹、张栻在此讲学,朱熹作《石鼓书院记》;张栻在亭中立碑,亲书韩愈《合江亭》诗和《石鼓书院记》,后人将此镌制成石碑,置于石鼓书院内,名曰“三绝碑”。仁宗庆历4年(1044)石鼓书院成为衡州路的官办学府,有正式教授1人,主要“以经术教导”学生。度宗咸淳10年(1274年)正月,湖南提刑、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驻衡州时,作诗《合江亭》:“天上名鹑尾,人间说虎头。春风千万曲,合水两三洲。……”;谆照十二年(1185),部使者潘田青(一作畴)就原址建屋数间,榜以鼓额,“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,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”,未竟而去。提刑宋若水继成,奉先圣先师之像,集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藏其中。请朱嘉作记,诫诸生勿为科举功名所乱,而要辨明义利,有志“为己之学”。时戴溪为山长,与诸生讲《论语》,有《石鼓论语问答》3卷。七年林田井学教授兼山长凡三年,“补葺经创”,鼎新书院,并刊大字本《尚书全解》40卷。南宋开庆元年(1259),书院毁于兵火。景定元年(1260)提刑俞琰(一作俞炎)命山长李访“扫地更新”,“尽复旧观”,增辟园圃,仰高楼,取明德新民文章,为诸生丕扬其义,绝响再闻,士风作振”。提刑黄斡又置田35亩,“以赡生徒”。宋末著名音乐家郭沔曾寄居住石鼓山上,他泛舟于湘江上,创作出“潇湘水云(雾)”这首著名的琴曲。
元朝,继续办学。然其田于至元十九年(1292)为灵岩寺僧强占,经邓大白、王复、康庄、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62年争讼,才得归还。元末又毁于兵火。
明清时石鼓书院不断扩大,明永乐十一年(1413),知府史中重修书院以待旅游学者,设礼殿祭祀孔子,乾张祠祭祀韩愈、张拭。天顺、弘治年间均有修葺。正德四年(1509)叶钊为山长,讲圣贤身心之学、道德之首,剖晰疑义、阐发幽微“时学者翕然云从”。哲学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湛若水至书院讲论“体认”之学,理学家、教育家王守仁的传人邹守益亦来大倡“良知”之说。二十八年,知府蔡汝楠以书院为朱熹、张栻、湛若水、邹守益“过氏之地”,乃重整书院,订立规约,以学文敦行、辨声慎习、等伦常、识仁体训士,刊《说经札记》、《衡汀间辨》、《太极问答》等,“忘倦”达4年(1549-1552)。又请赵大洲、皮鹿门等“海内名公”讲学其中,诸士环听,“宛然一邹鲁洙泗之夙也。”。著名地理学家徐弘祖在其《徐霞客游记》中对石鼓的景色有详细描述;万历四十的(1612)巡抚记事,观察邓云霄大修书院,以“铸士陶昆”、建有讲堂、敬义堂、回澜堂、大规模、仰高楼、砥柱中流坊、棂星门、风雩、沦浪、禹碑合江诸亭、其他“殿祠号舍,罔不完葺”,规模极一时之盛,崇祯十五年(1642)提学高世泰修葺。青年时的王船山更是多次写诗词颂扬石鼓书院。明朝末年,书院再次毁于兵火。
世祖顺治14年(1657)经略大臣洪承畴,将石鼓书院作为军事指挥所。同年偏沅巡抚袁廓宇上奏清庭,申请重建石鼓书院衡阳县知县余天溥具体负责修复工程。此时,山上建有合江亭、禹王碑、武侯祠、大观楼、会讲堂、忠节祠、七贤祠等建筑。石鼓书院为清政府允许恢复的这家书院,这一时期,书院科举化,石鼓书院成为传授举业、培养科举人才的基地。康熙七年(1668),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20余间,“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,每月两试之,士风称最盛”。二十八年,知府崔鸣捐俸“增其所未备”、“督率师徒援古证今,析疑问难”其中。时七贤祠、仰高、大观二楼,敬业堂、留待轩、浩然台、合江亭及东西斋房等、“日日髹、丹碧上耸、焕然巨观”。山长多一时之选,如陈正雅、余廷松、林学易、易廷彦、罗瑛、皆湖南名进士,然所援多为科举之业。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,石鼓书院改为衡阳官立中学堂,清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改为湖南南路师范学堂;民国时期,相继改为“衡郡女子职业学校”和“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”(湖南三师),后由于石鼓山无法满足新型学校要求,学校被迁移至金鳌山;此时,石鼓书院便成为供人游览、祈祀的风景文化名胜。
1944年7月,石鼓书院原有的楼、阁、亭、祠等建筑物,在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中被于日军焚毁。故址内还有唐、明、清碑刻多处。
1964年,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衡阳视察时,要求恢复衡阳的名胜古迹,诸如石鼓书院回雁峰等。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,仅培植了树木花圃,建以亭榭,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,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。
1998年,国家邮政部发行“古代书院”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,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,终因只见山石、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。
2009年,石鼓书院特种邮票首发式在湖南省衡阳市石鼓书院广场举行。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的“古代书院二(一为古代四大书院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)”特种邮票共有4枚,分别为湖南的石鼓书院、江苏的安定书院江西的鹅湖书院、海南的东坡书院,每枚邮票面值1.20元,由当代中国著名的国画大师范曾和著名画家邹玉利设计,以国画形式表现。

山长们

石鼓书院位于衡阳市石鼓区石鼓山,海拔69米,相传山上有石鼓,高六尺,能发出鼓声,故得其名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所载:“山势青圆,正类其鼓,山体纯石无土,故以状得名。”另一说,是因它三面环水,水浪花击石,其声如鼓。晋时瘐阐《观石鼓》诗云:“鸣石含潜响,雷骇震九天。”从《水经注》来看,秦代以前,石鼓之名就已载于史册。
“石鼓名山始自唐,天开此处读书堂。”石鼓书院历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,至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)改设石鼓高等学堂为止,延续了一千余年。期间,它始终以藏书之丰、学风之盛、设备之全、经费之足、管理之严、成就之大,在中国教育史和书院发展史上享有比较高的地位,素有“衡湘洙泗”、“道南正脉”的美誉。
宋太宗至道三年(997),李宽族裔李士真“援宽故事,请于郡守,愿以私财”,在李宽办学旧址上对石鼓书院进行首次重建。史载,宋朝皇帝曾两次给石鼓书院赐额。一次是太宗太平兴国二年(977),这在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和朱熹的《石鼓书院记》中有录;一次是仁宗景祐二年(1035),仁宗允集贤殿校理刘沆之请,诏赐“石鼓书院”匾额及学田5顷,使石鼓书院声名大振,遂与睢阳、白鹿洞、岳麓三书院并称为“天下四大书院。”石鼓书院首任山长李宽、后任山长李士真同祀石鼓七贤祠,与韩愈、周敦颐、朱熹、张栻、黄干并称石鼓七贤。
梁章钜《退庵随笔》卷六记:“掌书院讲习者谓之山长,山长亦称院长,亦称山主。”五代时蒋维东隐居衡岳讲学,受业者称蒋为山长(见《荆湘近事》)。至宋相沿为习,书院益多。元代书院,亦置山长,讲学之外,并总领院务。清乾隆时改为院长,清末仍名山长。对其人选,明代多以品望为主,没有地域限制。清代虽强调品行、学问,然而多主张选择本地人士。自南宋以来,石鼓书院历代延聘了数十位山长,由于屡遭战乱,兵火连绵,现在能够查找到有名有姓的有40余位。
南宋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大儒朱熹的《石鼓书院记》。在这篇带纲领性的历史文献中,朱熹对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、教学内容、教育重点、教学方法作了具体阐述。尤其是他倡导的将义理之学、修身之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,以达到“明道义正人心”教育目的,不仅为当时全国各书院所效法,而且对元、明、清历代办学都有深刻的影响。山长留名者有戴溪、程洵、李访。戴溪在孝宗淳熙五年(1178)中省试第一,累官至权工部尚书,以龙图阁学士致仕。淳熙十二年(1185),石鼓书院得以恢复重建,戴溪任山长,与诸生讲《论语》,有《石鼓论语问答》三卷。程洵为朱熹门人,潜心理学,是程朱学派的重要学者。孝宗淳熙十一年(1184)始出任衡阳主簿。十四年又暂代石鼓书院山长,以宣扬朱子张子之学为要务,一时“士友云集,登其门者,如出晦庵之门”(清康熙《衡州府志》)。在衡期间留有题咏石鼓诗若干首,并编纂首部《石鼓书院志》(后散失)。南宋开庆元年(1259),石鼓书院毁于兵火。景定元年(1260),提刑俞琰命山长李访“尽复旧观”,取明德新民文章,为诸生丕扬其义,绝响再闻,士风作振。宋王朝南迁后,较为著名的书院为石鼓、白鹿洞、岳麓、象山等,嵩阳因战乱宋末时废毁,及至明中期嘉靖年由登封知县候泰重建才得以恢复书院。
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之一,统治者基本上不学无术,仇视汉族文化,书院基本上处于政府监控之下。例外的是,石鼓书院与全国其他书院遭际不一样,是少有的受统治者重视的书院,还获赠学田。历任石鼓书院山长有邓大任、王复、康庄、程敬直、李宥孙、金文海、朱仁仲、张珪等,但就跟元代本身一样,这些名士也只是客串了一把山长,未能有多大作为,因此,正史、野史中都很难查找到他们的资料。
明清两代,衡阳地方官员对于石鼓书院有着一种特别的情结,这也是石鼓书院得以兴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元末兵燹后,自明代永乐年间起,经过衡州知府史中、翁世资、何珣及湖广宪副沈庆等人70多年的努力,书院终于规制大备,沉寂多年的石鼓书院又再次兴盛起来。正德四年(1509),叶钊为山长,讲圣贤身心之学、道德之首,剖晰疑义,阐发幽微,“时学者翕然云从”。王大韶青少年时期求学于石鼓书院,致仕后“重返母校”,主讲石鼓书院,并参与编纂、重校首部《石鼓书院志》,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有关书院史料。其他知名山长有周诏、李明安等。到了清代,山长陈正雅、吴炯、宋蓟龄、旷敏本林学易李振南罗廷彦王光国、余廷灿、李继圣、刘高阁、谭鹏宵、张学尹、常大湘、刘祖焕、蒋琦龄、邹焌杰、冯俊邓传密、李扬华、左斌、江昱、祝松云、莫重坤、曾熙等,基本上都是进士、举人出身,才高八斗,学贯古今,官场历练多年,卓然湖湘名士,主观上要为桑梓造福,客观上保证了教育质量,石鼓书院“宛然一邹鲁洙泗之夙也”。
比山长更牛的是山斗,也就是泰山、北斗的合称,犹言泰斗。邹守益是明代大儒王守仁的高足,正德六年(1511)中进士第一,授翰林院编修,累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。嘉靖中讲学石鼓,著《教言》25篇(又称《语石鼓诸生二十五篇》),对识性、求实、时习、笃行、慎独、戒惧格物、致知等作了精辟的阐述,成为诸生向学的至理名言。四方从游者踵至,被诸生尊为书院“山斗”。旷敏本和林学易都是衡山县人,都是进士出身,都是石鼓书院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山长。旷敏本乾隆十九年(1754)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,任职约三年,后出任石鼓书院山长,因学问精湛,出类拔萃,倍受时人称颂,士子争以出其门下为幸。林学易幼年受知于学使,有“国士”之称。乾隆二十六年(1761)聘为石鼓书院山长,连续执掌书院达15年之久。末代山长(1894~1902)曾熙是衡阳县石市人,光绪进士,累任提学使,不久返湘,主讲石鼓书院,后任湖南教育学会会长、南路优级师范学堂监督。
石鼓书院素称人才荟萃之地,讲学风气甚浓。历代名师大儒,如宋代的朱熹、张栻、郑向黄干,元代的偰玉立、奚汉伯颜、李处巽、陈淞年,明代的湛若水蒋信罗洪先赵贞吉茅坤李渭罗近溪、甘公亮、蔡汝楠、刘尧诲王万善,清代的王敔潘宗洛吴时来、余廷灿、刘良弼、江恂等,都相继来这里登台传道,使石鼓成为远至京师近至衡永郴桂士子们向往和云集的学府,成为湖湘地区引人瞩目的儒学传播基地,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“讲学式”书院的楷模,对湖湘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石鼓书院概貌

石鼓书院经过近十次的重修,在修葺的过程中,尽量保持其原貌,现在的石鼓书院主要是由禹碑亭、武侯祠、李忠节公祠、大观楼、合江亭、朱陵洞组成。
始入石鼓书院,穿过大门,走过长廊,映入眼帘的是禹碑亭。禹碑亭亭柱上题着一副对联:“蝌蚪成点通,天地衍大文”,此联为中国现代著名书法家史穆所题,在禹碑亭中央放置着一块禹碑,为蝌蚪文所做,禹碑为大禹治水功成在南岳衡山岣嵝峰所刻,最早见于东汉赵晔所撰《吴越春秋》,其后史乘屡有记载。衡阳石鼓山禹碑亭始建于明万历九年(1581),位于石鼓山南面。
明代杨慎为禹碑作释文亦置于此。
穿过禹碑亭,来到石鼓书院二门前,只见篆书对联“名修千佛上;至味五经中”于门上,石鼓山与道教文化有颇深渊源,后建立石鼓书院以“四书五经”作为正统教育教材,这幅对联是对石鼓书院的真实写照
透过二门,看到眼前有两个祠堂,位居其右的为“武侯祠”,位于左的为“李忠节公祠”,武侯祠和李忠节公祠与石鼓书院都没有很多联系,但是由于这两位英雄的事迹都发生在石鼓山,遂将其移至石鼓书院。
武侯祠为纪念诸葛亮而建。武侯即诸葛亮(181—234),因其曾封武乡侯,故世称武侯。东汉建安十三年(208),刘备任荆州牧,诸葛亮以军师中郎将驻临然即今衡阳,督办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军赋,相传住在石鼓山上。后来人们在临然驿旁建武侯祠以供祀享。宋代重修石鼓书院时,将武侯祠移至石鼓山。南宋理学家张栻曾作《武侯祠记》,并亲笔勒石立碑。
祠堂门上范鹤年题有对联“心远地自偏,问草庐是耶非耶,此处想见当日;江流石不转,睹秋水来者逝者,伊人宛在中央”,上联武侯犹忆刘备“三顾茅庐”,拜访贤才,下联武侯观以前实景,感慨万千。
李忠节公祠为纪念李忠节的高风亮节而建。李忠节公名李芾,字叔章,南宋衡州人。南宋德佑元年,元军将犯,李芾临危受命,任潭州(今长沙)知州兼湖南安抚使,率领军民抗击元军三月有余,城破,举家殉国。元代在衡州城南金鳌山李带故宅建李忠节公祠,配祀李芾部将沈忠和衡阳县令穆演祖,清代移建石鼓山。元代宋本和清代陈沆先后有记。清同治年间(1862—1864)重修石鼓书院时,彭玉麟(时任兵部右侍郎)为李忠节公祠题联,赞扬了李忠节铁骨铮铮,为民族大义的牺牲精神。
穿过两祠堂,大观楼跃入眼帘,在大观楼内,你一眼便可以望到“书院七贤”画像依次排列,这是他们这一群文人雅士的贡献才有今天的石鼓书院。大观楼内放置着各地名人为其做的诗词和书画。
参观完大观楼,便是合江亭。

中国创建最早的书院之一

石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创建最早,并具有确切史志记载的书院。书院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,自唐至清未存在了一千多年。唐时书院从《全唐诗》中考证有十一所,从地方史志中有记为十七所(以陈元晖《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》和王镜第著《书院通证》及周书舲著《书院制度之研究》三文所列十七所为准)。两者都有载的仅三所:为衡阳李宽中秀书院〈石鼓书院〉、南溪的南溪书院永济的费君书院。
《全唐诗》十一所书院:
李泌书院(南岳衡山邺侯书院),第四郎新修书,赵氏昆季书院,杜中丞书院,费君书院,李宽中秀才书院,南溪书院,李群玉书院,田将军书院,子侄书院,沈彬进士学院
地方史志注明为唐代设置十七所书院:
丽正书院,张九宗书院,石鼓书院,皇寮书院,松州书院,青山书院,瀛洲书院景星书院,义门书院,鳌峰书院,韦宙书院(南岳衡山),卢潘书院(南岳衡山),杜陵书院耒阳),明道书院,梧桐书院,桂岩书院

石鼓书院七贤

创院始祖李宽、哲学与文学大家韩愈、李士真、理学鼻祖周敦颐、理学集大成者朱熹、“东南三贤”之一——张栻、黄斡。

石鼓书院八景

石鼓书院八景:“东岩晓日,西豀夜蟾,绿净蒸风,洼樽残雪,江阁书声,钓合晚唱,栈道枯藤,合江凝碧。”

书院-历史著名书院之石鼓书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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